杨振宁的历史故事

母亲

“1926年，我4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三千多字。现在，我所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写道。

母亲在杨振宁小的时候，就把智慧的方块字这个种子种入，让杨振宁永生不忘，他在自己60岁生日时出版的《杨振宁选集》一书的扉页上，工整而庄重地写下“献给母亲”四个大字，以此抒发他对母亲的深情。

可能有人会认为，不就是教个字嘛？

谁不会呀。

但事情其实没那么简单，杨振宁的母亲是当时指腹为婚，是个典型的裹着小脚的妇女，结婚以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别说识字了。

那她是怎么教杨振宁的呢？

她一字字地学，然后一个个认真地教杨振宁。

杨振宁有这样的母亲，是他一辈子的福气，也难怪他会那么深情的写下“献给母亲”四个大字，以抒发对母亲的深情。

母亲晚年时候，杨振宁也多次将母亲接到自己的身边照顾陪伴。

“这一切，也让晚年的母亲由衷地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

1987年，杨老太太仙逝，享年91岁。她带着满足和欣慰悄然地走了。……

就在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那五年时间里，杨振宁的母亲带着杨振宁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

也正是由于这一段艰难的岁月，使得杨振宁在他幼小的心灵就深深地爱着母亲，在他心目中，母亲是最伟大的。

在杨振宁看来，没有母亲的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杨振宁。

也正因为如此，杨振宁一直把母亲对他的爱铭记在心，而他对母亲那份爱更是深情而执着。”《杨振宁科研与爱情的故事》一书写道。

5岁那年，杨振宁的叔叔请来了一位老先生，教杨家的孩子们“读书”。

从此，杨振宁开始了读书生涯。

老先生教的是《龙文鞭影》，是中国旧时的启蒙读本，主要功能就是认字，开蒙。

其实这本《龙文鞭影》比我们熟知的《三字经》、《百家姓》好，因为整本书都是四个字一句，每四个字就是一个历史故事。

可惜教书先生没有讲故事，而且让学生死记硬背。

教书先生在台上认真地教，孩子们认真朗读，已从母亲那里学会了三千多字的杨振宁自然很快就把《龙文鞭影》背得滚瓜烂熟了。

母亲边学边教，给孩提时候的杨振宁播下了智慧的种子，让他终身受益。

后来，尤其《龙文鞭影》时打下的功底，让杨振宁的国文课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后面，读书对杨振宁来说是很不费劲儿的，谁让他有个好母亲，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他不像一般孩子觉得读书苦，而是相反，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感。

所以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在运动方面他会溜冰、打冰球、打墙球和骑自行车。

基础好的他，是有充足时间做这些的！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可能一般人觉得没什么，但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有些科学家就因为只会科研，没其他兴趣爱好，结果逼出问题来，甚至想不开自杀。

杨振宁的科研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碰上困难的时候，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释放，还有就是文学功底不错的他（后文会讲），可以把实验过程和心得写下来，写着写着，也许就有灵感了。

从小教孩子识字，对一个人未来有好处，毕竟字是后面一切的基础。杨振宁的母亲做到了，而且做得比大多数母亲好。

后来杨家请教书先生来教，也是个明智的选择，毕竟自己没懂那么多知识，该让别人教，就让别人教。

现在，真正不认识字的父母很少，就算不认识杨振宁母亲也是榜样。

孩子在不断成长，当自己教不来或教不动，就该寻找外部的帮助，更何况现在可以选择的培训机构那么多。

只有父母不愿意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父亲

6岁那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从芝加哥大学获数学博士学位回国（有的资料说是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数学博士）。

同样，杨振宁也具有数学天赋，他的笔算和口算都是同学们中的佼佼者。

但遗憾的是杨振宁的动手能力一般，手工做得不太好。一次手工课上，杨振宁兴致勃勃地捏制了一只“鸡”。

回家里给爸爸妈妈看，父母笑着说，“很好！很好！是一段藕吧！”

也许这，提前预示了后来杨振宁从事的是理论物理学研究，而不是和他的同乡、同学、同伴，后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一样，从事应用物理学研究。

再后来，敏锐的杨武之觉察到儿子有不同寻常的观察力，开始以文学和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他。

部分人小时候动手能力都不强，愿父母们和杨振宁父母一样，别为难孩子们，用智慧给他们正确地培养方式吧。

杨振宁在《父亲和我》一文中写道：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3O00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我英文字母。当然也教我一些算术和鸡兔问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夏商周等。

杨武之经常会跟杨振宁讲历史、科学，并且提到诺贝尔奖金。童年的杨振宁说他将来要得到诺贝尔奖。还好杨武之没有像一些父母，说不可能，甚至教训一顿。20年之后，杨振宁童年的话竟成事实。1957年，与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令中国人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此次赴斯德哥尔摩，持用的还是当年留学出国时的中国护照。”《诺贝尔奖坛上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故事》一书写道。

1934年秋，杨武之休假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数学一年，这段时间杨振宁每星期帮母亲写信。

在信中有时还与父亲讨论代数或几何题目可以有多种解法的心得和体会。

在异国他乡的他，为杨振宁在数学方面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感到欣慰高兴。

对于儿子在数学方面的优异表现，杨武之当然早就知道。

如果换成一般的父母，这时会刻意在数学方面提早把微积分和解析几何教给杨振宁，他自然能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智慧的杨武之并没有这样做，他没有选择拔苗助长。

“他深深明白，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健全的人格，比当什么天才儿童更重要。

杨武之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全面、稳固的基础和正确的学习态度，打好底子，以后要学什么、专攻什么，也是事半功倍和不会走弯路的。

所以，当所有人都劝他早早让儿子多念一些数学的时候，杨武之却反其道而行，在杨振宁初中一、初中二那两年的暑假，请来了一位家庭教师丁则良先生。

丁则良是清华历史系雷海宗教授的得意弟子，他是专门来教杨振宁读《孟子》的。”《杨振宁科研与爱情的故事》一书写道。

杨武之这位数学博士，没有提早向儿子灌输一些数学方面的高深知识，而是让儿子学习诗、歌、词、赋，学习历史和古文等文学类的知识，这些在以后很难有时间认真学习的东西。

正如杨振宁后来回忆时所讲：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我初中一年级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

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很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

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孟子》是中国科举制度要求考生必背的内容。已过古稀之年的杨振宁回忆道：“《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的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

现在回想起来，这对于我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

经过两个暑期的学习，杨振宁在初中阶段已可以背诵全部《孟子》，并在中国历史、包括学校课本没有教的上古史方面增加了不少知识。

杨振宁后来一再指出，这个阶段的学习确实对他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父亲杨武之书架上有很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

他也多次去问父亲各种问题，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尔也给他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不揠苗助长，在父亲这里是一以贯之的。

“投考西南联大前，杨武之已开始为儿子讲解一些近代数学的基本观念和精神，让他读一些英文数学书籍，包括赫地的《纯粹数学》及贝尔的《数学人》，以及讨论群论、无限大等问题，令杨振宁在这一个时期对数学的兴趣和了解进一步提高。

数学是理论物理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工具。

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受到了极为严格的数学基础训练，历年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

在西南联大里，不仅有像杨武之、姜立夫、江泽涵等中年数学家，而且拥有一批像陈省身、华罗庚等著名青年数学家。”《杨振宁科研与爱情的故事》书中写道。

华罗庚和杨武之有师生之谊。

这些都给了杨振宁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四十多年后，杨振宁在《杨振宁论文选集》中还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

也许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

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人文知识

杨振宁在物理学方向的成就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如果聆听他的演讲，阅读他的科学随笔，就会发现他在文、史、哲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

杨振宁弟弟杨振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初中的时候，无聊起来有时翻开大哥高中时的国文课本，记得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面有他写的几个字‘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对！’

多年后我问他为何把王维的《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起，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联。”

可见，杨振宁文学不错，父亲对杨振宁的爱好和兴趣，影响颇深。

“至于文学方面，振宁在高小时期已经看了大量的章回演义小说。如《水讲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以至《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等。

另外，杨振宁对图书馆的一些科普书也很感兴趣。这些科普书都是国外一些物理学家写的，国内有人将它们翻译成中文。

杨振宁把这些科普书的中译本从图书馆借出来，认真地阅读。

尽管有些内容他不能完全理解，但给了他很多的‘营养’，对他很有帮助。

杨振宁对书中所描述的科学上新的进展、许多奇妙的几乎不可置信的知识，产生了向往的感觉，这对他以后学物理都有一定的帮助。”《杨振宁科研与爱情的故事》一书写道。

杨振宁虽然在西南联合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但接受的是通才教育。

杨振宁后来回忆道：“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课，当时采用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

一般说来，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

不过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

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王力先生等很多人。”

在这些老师的熏陶下，杨振宁打下了深厚的人文知识功底。

1999年的一天，杨振宁深情地说：“清华园是我儿时长大的地方。今天早晨起来，我从招待所的窗户看去，就是我念小学的学校。”

并且幽默地说：“我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人生走了一个圈。”

是啊！童年人生这多重要的时期！也许哪天我们老了，忘记了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一切事物，但童年终究是忘不了的。

理解童年，反思童年，懂童年，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

分道扬镳40年 杨振宁与李政道决裂始末

一九五七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贡献，成为率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但两人多年后交恶，于一九六二年形同陌路的决裂分手，不但国际科学界引以为憾，日后在返回中国大陆贡献科学成就的各种场合，杨、李不合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上的一件阴影。而两位当代中国大科学家的对撞起因，即在一篇经典性论文的排名先后问题，有关诺贝尔颁奖过程的不同待遇，也种下两人心结。

今年是杨振宁八十岁大寿，科学报导作家江才健继科学家《吴健雄传》，再度执笔中国科学大师传记，由天下文化出版发表《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这本传记不仅叙述了杨振宁的童年和成长历程，也包括其亲情生活与科学成就。最引人注意的章节之一即杨、李失合的来龙去脉。书中杨振宁也提出一九八九年、他写给老师、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那是两人交恶多年后，杨振宁对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

而江才健也在作者后记指出，他曾去信给李政道希望能采访他，李政道没有回信，而过去香港电视台制作杨振宁电视专辑时，李政道也拒绝了接受访问。

天才遇见天才惺惺相惜

一九四六年杨振宁、李政道初次见面时，杨振宁已经是芝加哥大学名声鹊起的一位天才研究生，一九四六到四九年杨、李关系非常密切，杨振宁在中国早已念完硕士，在芝加哥大学自然成为只念过二年大学李政道的兄长，李不管是选课，或者碰到不懂的问题，都会去请教杨振宁。

两人合作起于一九四九年，共同合写第一篇论文，合作作者还有一位学者布鲁斯。一九四九年杨振宁离开芝加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学院，杨振宁还向欧本海默推荐李政道，李接下两年聘书与杨振宁做邻居。

杨振宁刚写完一篇统计物理易新模型理论，李政道来了之后，两人在此基础上合写两篇统计物理学理论，第二篇论文结论，单位圆定理，在统计热力学成为一个经典性的发展。

论文排名先后种下心结

两人的不合关键，还在于这两篇论文两人的排名。为什么头一篇杨振宁的排名在前，李在后，而第二篇是李政道在前。

李政道自己在六十岁出版《李政道论文选集》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指出，第一篇论文当中有两个定理，「大部分是我证明的」。写完那篇论文，杨振宁问他是否介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李写道，「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对于这个要求感到惊讶。但是由于中国尊敬长者的传统，我同意了。」后来李政道检视科学文献，认为这对他不公平，因此第二篇论文排名反转过来，虽然那篇论文中间的单位圆定理最关键是杨振宁做的。

杨振宁对于李政道在事隔多年以后，对于这个排名的问题的回忆，大吃一惊。因为杨振宁与李合作之前，和费德曼、蒂欧姆诺两人合写的论文都排名在前，且与李政道合写论文都是他带头做，且论文也都是他执笔。而杨振宁确曾为了这个小老弟毕业后，发展不顺利，为了帮助他，愿意将排名摆前。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因女人「第六感」直觉阻止此事，认为李不值得信任，才会有一篇文章排名在前，一篇在后。这是两人关系的第一次裂痕。

13年合作终止形同陌路

一九五六年两人合写一篇论文，得到诺贝尔奖，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长欧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

杨、李亲密关系转为冲突，关系正式破裂，关键在于美一九六二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恒守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报导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藉这篇文章来歪曲他和李合作的关系，后来证实他这个想法，文章命名为〈宇称的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英文有双关语的意思，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杨振宁读过访问的稿子，曾请普林斯顿的欧本海默出面制止文章刊登，文章还是刊登了。两人终于决裂，而科学界非常震惊。

颁奖差别待遇阴影难消

写过爱因斯坦传的科学家派斯说过，要了解杨振宁、李政道的决裂，须对中国文化有更多了解。派斯直觉猜测，杨李之间的兄弟情，有中国文化的义气关系，这是问题的所在。

李政道后来曾写文章说了，一九五七年到瑞典颁奖，杨振宁问他，可否按年龄大小顺序来领奖。

后来外面也流传说法，李政道对于颁奖时，杨振宁住最好的房间，他的房间就差一点，而且由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和国王走在一起，而不是他的夫人秦蕙君。

两人不讳言，诺贝尔奖的盛名在两人关系投下阴影。物理学家戴森与杨振宁是邻居，戴森儿子过生日，杨的大儿子杨光诺来他家，一个妈妈问他将来做甚么，只有七、八岁大的杨光诺回答，「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

更有人说，他们是为了彼此太太们间的事合不来。杨振宁自己讲过一个故事，他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请吃饭，试图想调解此事。周恩来先问，他们是否不合，杨说，是的。接著周恩来又问，是为夫人而不合？杨说，不是。聪明的周恩来就不说话了。